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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 李宗胜全国人大代表李宗盛

谢玲,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杨蓉,NPC代表。

湖北大冶市城区检察院检察官来到开发区夏风社区某小区广场,向群众进行防骗讲座。记者通讯员杨摄

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检察院检察官与公安民警就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进行了会商。记者郭淑和通讯员杨静媛摄

9月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该法立足于反电信网络诈骗的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将为打击和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你好,我是云南省某检察院的‘检察官’。现在我怀疑你涉嫌刑事案件。请配合调查。”不久前,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安兴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宗盛接到一个冒充公安人员的诈骗电话。“每次接到这种电话,我都要和骗子聊一会,多浪费一点时间,让他少骗一个人。”李宗盛笑道: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快识别出骗子的套路。从冒充客服、公安诈骗,到以兼职为诱饵,再到感情诈骗“杀猪菜”,受害者被骗破产甚至背负巨额债务的案例屡见不鲜。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案件数量最多、增长最快、覆盖面最广、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犯罪类型。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落实管控措施,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态势。

9月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这是一部专门为打击和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活动而制定的“小切口”法律,将为打击和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电诈套路多

近年来,经过全链条多重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上升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公安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4月至2022年7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59.4万起。公安部会同工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紧急拦截止付涉案资金5518亿元,防止1.09亿人上当受骗。9月27日,公安部召开主题为“庆祝二十大,忠诚保平安”的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立案数连续15个月下降的情况。

随着打击治理的深入,电信网络诈骗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特点。

9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相关法律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姜国立表示,虽然在高压打击的形势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在过去一年呈下降趋势,但案件仍在高位运行,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也在快速增长。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正在加速向互联网转移,这进一步加剧了病例的高发。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打击治理。

蒋国立介绍,如今,造假手法加速迭代变化。诈骗团伙紧跟社会热点,随时变换诈骗手段和“话术”。诈骗集团针对不同群体量身定制诈骗脚本,根据非法获取的精准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公安机关发现的诈骗类型有50多种,其中五种主要诈骗类型是网络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虚假网贷、冒充客服、冒充公检法。

根据公安部公布的信息,这五类诈骗占案件近八成,其中单返利诈骗率最高,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涉及金额最大,约占全部涉案资金的三分之一。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谢玲一直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研究。在她看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诈骗言论的演变上,从相对单一的诈骗言论演变为复合型诈骗言论。以前每个诈骗类型对应一个相对固定的诈骗脚本,现在的骗术嵌套了多种诈骗手段,例如,将色情诈骗、网络投资、金融诈骗与单刷诈骗相结合,形成“交友赌博”等新的刷单类型;在冒充电商客服的诈骗中,诈骗内容从“注销业务”诈骗逐渐转变为“冒充公检法”诈骗,复合型诈骗更具迷惑性、更难防诈骗、危害性更大。

诈骗团伙的技术手段也在不断升级。姜国立介绍,诈骗团伙利用区块链、虚拟货币、AI智能、GOIP、远程控制、分屏等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更新升级犯罪工具,与公安机关在通信网络、洗钱等方面的攻防对抗加剧升级。太原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综合大队大队长吉喆告诉记者,利用虚拟货币交易作为转移诈骗资金的渠道,已成为当前诈骗案件的主要特征之一,同时也增加了公安机关追踪涉案资金的难度。“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始终与诈骗集团作斗争,不断研究调整防范措施,确保始终保持主动。”蒋国立说。

从源头上斩断黑灰产业链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很多诈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掌握了诈骗相关的个人信息,进行了精准的诈骗。比如刷单兼职、冒充客服等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通常都会涉及个人信息泄露。

2016年震惊全国的徐玉玉案,揭示了个人信息泄露后精准诈骗的危害。本案中,不法分子非法购买山东省2016年高考考生信息5万余条,冒充教育局工作人员以发放奖学金为名对徐玉玉进行电话诈骗,骗取其大学费用9900元。

全国人大代表、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蓉表示,非法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是整个黑灰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是大多数网络犯罪的源头。特别是在大多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要么通过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手机卡和银行卡,作为诈骗犯罪的基本工具,要么利用这些信息对诈骗对象进行“画像”,实施精准诈骗。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杨蓉提出了《关于持续打击网络犯罪,加强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提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列为重点督办提案。她建议,依法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执法司法机关将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纳入打击网络犯罪特别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范畴。坚持“一案双查”,在查处下游网络犯罪的同时,追溯上游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和人员,同步加强围绕信息获取、流通、使用的全链条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相衔接,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建立个人信息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机制。尤其是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密切相关的物流信息、贷款信息、婚介信息等,更应予以保护。同时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关案件应当“一案双查”,对犯罪所使用的个人信息进行溯源并追究责任。明确禁止出售和提供个人信息以及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提供支持和帮助,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立法过程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关注了个人信息的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杜玉波在审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三审稿时,建议增加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如细化公安机关核实个人信息来源的执法措施和责任,加大对非法提供个人信息进行诈骗的处罚力度,对非法买卖个人信息行为开展联合专项执法等。“现行法律为保护个人信息、阻断实施电子诈骗提供的信息来源指明了大方向。下一步要出台相关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法律规定。”李宗盛说。

前端预防,重在综合治理

采访中,杨蓉向记者讲述了不久前杏花岭分局一派出所成功制止的一起网络贷款诈骗案。报案人通过某网贷平台借了5万元,取钱时取不出来。他被平台客服告知银行卡号有误,需要先交30%的定金,才能修改银行卡号取钱。“因为我们平时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力度比较大,报案人如果怀疑诈骗会报警核实。经过核实,我们确认这是一起网络虚假贷款诈骗案件,同时借此机会来到举报人所在的公司,对员工进行防骗宣传。”

杨蓉说,电信网络诈骗是一种可以预防的犯罪。如果受害人及时切断与诈骗团伙的联系,被骗后可以及时避免财产损失或止损。她认为,注重前端防范、注重源头治理是《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突出亮点。

记者注意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发生的信息链、资金链、技术链、人员链,明确了电信、互联网、银行等相关市场主体和机构、单位的前端防范义务,加强防范制度措施建设,进一步强化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

例如,《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了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诈骗相关风险的监测、识别和处理等犯罪预防义务,以及未履行义务的处罚措施。谢玲告诉记者,目前,网络诈骗案件数量约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70%。利用网络引流,利用即时聊天工具联系受害人,是诈骗团伙的惯用伎俩。从行为监管的角度,行业监管部门对互联网公司未尽到相关安全保障义务采取惩罚性措施,目的是督促互联网公司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切实履行防范欺诈风险的职责,防止因未尽到监管义务或履行职责不到位而导致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发生欺诈案件。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精准宣传同样重要。《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加强对老年人、青少年等群体的宣传教育,增强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准确性,明确教育行政、市场监管、民政等相关部门的主体责任。谢玲认为,开展精准反诈骗宣传,有利于提高特殊群体的反诈骗能力,反击诈骗犯罪分子的精准诈骗,推动反诈骗宣传从“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

如何增强防骗宣传的准确性?以校园法治课程为例,杨蓉表示,政法机关要加强与教育、学校等单位的沟通合作,形成合力体系。“在整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中,我们办理的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案件比例最大。很多学生缺乏法律意识,将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出租出售给不法分子。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及时与教育、学校等部门沟通,梳理典型案例,有针对性地进行解释和宣传,形成常态化机制。”

采访中,谢玲和杨蓉都表示,对《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中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相关违法犯罪人员和失信单位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记入信用记录的规定印象深刻。谢玲认为,电信网络诈骗不仅是一种侵害他人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更是一种以欺骗为本质的违背社会信用的行为。“将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相关人员和单位评价为违反行政信用、司法信用等社会信用的严重失信主体,并对其未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等应用场景规定限制性措施,是具有社会预防功能的创新型犯罪预防措施,有利于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相关违法犯罪分子和严重失信单位的惩戒力度。”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中明确,检察机关在履行反电信网络诈骗职责时,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杨蓉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普遍存在取证难、证据固定难、维权成本高等问题。他建议检察机关加大个人信息领域的公益诉讼力度,充分发挥刑事起诉和公益诉讼的双向合力,切实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公益保护。(白鸥)

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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